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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化的江山】

神道碑里有疑点

唐朝的皇帝,不仅让宦官担任市舶使,还让宦官代表国家出使海外。

在大航海中,作为国使形象出现的宦官,我们原以为只有个明朝的郑和,现在知道了还有个唐朝的杨良瑶。下西洋,也不是由郑和开头,而是始于杨良瑶。

这一改观,是由于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小户杨村附近发现了一块《杨良瑶神道碑》,荣新江在《记唐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碑文》中指出,该碑发现于1984年,2005年,由本地学者张世民发表《杨良瑶: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》一文,录出全部碑文,并对其中内容——“借兵回纥”、“出使岭南”、“出使大食”、“平叛淮西”等,一一做了考释,其中“出使大食”,不仅开了下西洋的先河,而且以宦官出使成了郑和的先驱。

据碑文载,杨良瑶“少以节义为志行,长以忠勇为己任,故得入为内养,侍玉墀以承恩”,所谓“内养”,就是做宦官,他,一个将门之子,好端端的,为什么要做宦官?照碑文所言,就因为他“少以节义为志行,长以忠勇为己任”,这也算是做宦官的理由?

他选择“内养”时,已年过二十,应该有了家室,但其立业,却不以科举,求进士出身,而以自宫,靠“内养”进取,这当然谈不上什么“节义”,也就无所谓“忠勇”。

如此碑文,看似礼赞,实含暗讽,他自宫求官与吴起杀妻求将当属同类,都是忍人所为,能忍人所难忍者,必也能为人所不能为,以其求官心切,迫不及待,若以进士出身,寒窗十载,未必能够,而以自宫“内养”,那就一举可得,这倒不失为终南捷径。

然其自宫之初心究竟如何?今虽不可知,但其难以“节义”和“忠勇”言之,则自不待言,撰文者将它们附会一处,于今观之,实为明褒暗贬,而且书丹者书写碑文,也多用简化字,经张世民检视,发现碑文简化字与今日《汉字简化字总表》相似,譬如,“請”写作“请”,“繼”写作“继”,“萬”写作“万”,“邇”写作“迩”,“爾”写作“尔”,“貌”写作“皃”,“輔”写作“辅”,“彌”写作“弥”等,用简化字来写神道碑,似乎也不得体,其中或有不敬的暗示。

因为,即便在简化字大增的元代,其用途亦多半在元曲中,与曲中的俚语白话相对应,还有就是书坊刻书,刻那些通俗话本,为了赶进度,多赚钱,也使用简化字,现有的字不够用了,就造新的出来,据说,元人用过的简化字有6000多个,比现在还多。

可以说,那些简化字,是从市民社会产生的市井文字,是在一些不太正规的场合所用的不太正经的文字,诸如戏文、话本之类。至于士人的经文、诗文,一般都不会用简化字,在书写中,简化字多半属于草书的特权,事实上,简化字多从草书演化而来,楷书中很少见,总之,在神道碑上写简化字,是件不登大雅的事,其中含有对宦官的歧视。

杨良瑶“内养”出身,不齿于士林,却偏要请了进士出身的翰林来为他书丹、撰文,不管是在他生前由他本人所请,还是在他死后由他后人所请,有一点可以肯定,那就是他们一家子,看来都是些不怎么通文墨的人,至于碑文和碑文书写所含的歧视,倒不一定是有意的,也许是出于士人的集体无意识,有意无意不知不觉,一率性就暴露出来。

大唐为何聘使大食

好了,管他朝官宦官,总之都是个官,不妨搁下,我们先来就事论事。

杨良瑶跟航海有关的事项,也就聘使黑衣大食那件事,可他为什么要不远万里往大食去?中国有一句老话,叫做“礼下于人,必有所求”,大唐聘使大食,所求者何?

让我们回到荣新江那篇文章上来,荣认为,这要从唐与吐蕃关系上来找原因,天宝年间,安史乱发,唐弃西域,回师中原,吐蕃乘虚,挥军北上,取河西走廊,唐无奈,与之清水会盟,划定边界。可紧接着,长安兵变,朱泚称帝,德宗奔逃,遣使吐蕃求救兵,条件是,若讨平朱泚,唐诺许安西、北庭土地,而杨良瑶就是随同出使的人员。当时,主使是秘书监崔汉衡,可《神道碑》却把主使那顶高帽子带到了杨良瑶头上。

然碑文仅言“请使西戎”,所“请”究为何国,似未明确。张言回纥,荣曰吐蕃,我们取荣说,以其有两点好处:一来,可将杨良瑶两次出使,前一次通西域,后一次下西洋,使它们围绕着一个目标——吐蕃,串联起来形成个来龙去脉,展示出前因后果;二来,可以显现安史之乱以后,中唐拨乱反正以来,东西方国际化地缘政治格局,以及这一格局中阿拉伯帝国与中国式天下互动的战争与和平的样式,如此大视野,是张文不具备的。

荣文说道,朱泚国破了,吐蕃军也退了,可唐朝却不认账了,蕃使来索要安西、北庭之地,被拒绝。另有一说,也说唐向吐蕃借兵,吐蕃应然之后,并未出兵,待唐复国时,却来坐享其成,故被唐拒之,据此而言,则非唐毁约,而是吐蕃未履约在先。

其时,帝师李泌就这样认为,他说:吐蕃观望不进,何功之有?还说:安西、北庭两镇,控制着西域五十七国,及十姓突厥,可以牵制吐蕃东侵,奈何拱手与之?关键是人心,李泌说:两镇之人,势孤地远,尽忠竭力,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,诚可哀怜,一旦弃之以与戎狄,其心必深怨中国,他日从吐蕃入寇,如报私仇矣。所以,绝对不能放弃。

总之,吐蕃欲得安西、北庭之地,当抢先出兵,占据长安,拿长安来换,才有可能,这也就要求吐蕃军必须血战叛军,而不是跟在唐军后面,捡便宜,捞好处。于是,德宗纳李泌言,拒绝索求,吐蕃放纵兵马,大举入寇,游骑掠京畿,长安为之戒严。

以往唐蕃关系有战有和,时好时坏,虽有破裂,尚能修复,然此番崩塌,遂成决绝,故须立制蕃之国策,定战蕃之大计,因之而有李泌大战略和杨良瑶出使。

李泌的战略设想那真是空前的“大”,大到覆盖了东亚和西亚,把两个大帝国都装进来了。汉武帝当年没做到的,他做到了;唐太宗用和亲来应付的,被他彻底解决了;他画了一个圈,将吐蕃圈在里面,从四面围住,东面是大唐,西面是大食,北有回纥,南有南诏,他要做的就是一件事,即建立一条统一战线,形成一个包围圈,他做到了。

后来,唐德宗问他如何能做到,谈话从回纥可汗遣使上表时“称儿及臣”谈起,德宗见李泌“与约五事”,可汗“一皆听命”,大喜,对李泌说:回纥为何如此怕你?

李泌赶忙回答说:我哪有这么大的力量?这都是陛下您的威灵所致!

德宗又问:回纥已被搞定了,为何还要招云南、大食、天竺一起来?

李泌回答说:招来回纥,只能使吐蕃“不敢轻犯塞”,招来云南,才能“断吐蕃之右臂”;而大食国,“在西域为最强,自葱岭尽西海,地几半天下”,而且“与天竺皆慕中国”,更何况,它们世代“与吐蕃为仇”,所以,我知道,它们都会参与到这个战局中来。

在这里,李泌又提到了天竺,天竺如何与吐蕃有仇?这仇的来由,也许牵涉到了唐朝。唐太宗时,贞观年间,王玄策等出使中天竺,不料,其国政变,唐使团遭截杀,王等逃脱,遂发檄文,招兵征讨,得吐蕃兵和泥婆罗兵八千余人,出奇计,灭其国。

王等凯旋而归,为大唐取了个外势,但印度北部的实地却被吐蕃趁机占了,颇显盛唐气象看似“以一人灭一国”的英雄壮举,实则不过为吐蕃火中取栗而已,不过那时唐蕃友好,大唐又鞭长莫及,只好让吐蕃去打理。但蕃人惧湿热,只能盘据北部山地,浅尝辄止,不敢南下深入印度两河流域,故其所得,反成鸡肋,当利好出尽时,反被牵掣。

因此,到了李泌的棋局里,天竺也成了一枚制约吐蕃的棋子,在吐蕃身后拱卒,就如同扎在背上的一根刺,或紧趴在背上的一只牛氓,虽不致命,却难以忽视。

对于吐蕃而言,天竺这块地盘,在地缘政治方面,虽可谓得失参半,但它却赋予了蕃人文化的灵感和信仰的源泉,在与大唐的对抗中,除了军事上兵戎相见,还要有文化相争,蕃人固有的苯文化已不足以与大唐抗衡,在汉字文化圈扩张和遣唐使普及的大唐文化洪流中,吐蕃却未参与进来,因为它还可以选择,对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作选择。

松赞干布时期,就是这样一个选择时期,他用抢亲与和亲两种方式,引进了两种文化,从泥婆罗(今尼泊尔)抢来尺尊公主,尺尊公主给他带来了印度佛教文化。从大唐,他抢亲不成,便改以和亲方式,迎娶文成公主,文成公主带来了汉传佛教文化。

他分别为这两种文化各建一寺——大昭寺和小昭寺,然后,将当地的苯教文化,作为壁画,在寺院里呈现出来,这样的做法,还是兼收并蓄,在文化上搞平衡。

但当时的主流文化,是理性化的佛教文化,而苯教文化只是一些本土性的东西,还没有脱离巫术的影响,所以,只能对内,不能对外,上不了国际化的大台面。而吐蕃,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小国,它东阻大唐,西拒大食,与之鼎足分立,在佛教化的世界里,正在成长为一个帝国,在其成长过程中,要填补一项空白,一个佛教化的帝国的空白。

自从贵霜帝国解体,西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佛教化的帝国,他也知道,佛教化的帝国,不可能从汉传佛教产生,因为大唐帝国本身就不是一个佛教国家。

因此,两种佛教文化,孰为正宗,孰为二手,岂非一目了然?他虽然还在维持平衡,但其倾向性也越来越明显,他派高僧去印度取经时,玄奘还得偷渡,唐朝可以尊佛,但不会成为一个佛教国家,而他则不然,他要以佛法立国体,以梵文立国语,他的后裔,比他走得更远,搞了两次辩论,让汉传佛教和苯教都出局了,结果引起内外分裂。

对外,与唐朝决裂,导致唐蕃战争。对内,与苯教决裂,导致灭佛的宗教政变,加上大食帝国一步步蚕食过来,一代吐蕃王朝,一个佛教帝国,就这样崩溃了。

李泌划的那圈儿,就像个绞索,套住了吐蕃,将其套在四战之地,四面受敌,蕃人善战,四面出击,亦无奈何,唐虽无力西进,但大食还在东扩,慢慢勒死吐蕃。

其时,那画过《五牛图》的韩滉,上了一道《请伐吐蕃疏》,说吐蕃“西逼大食之强,北病回纥之众,东有南诏之防”已然衰落,《唐会要》中“大食条”也说,大食“与吐蕃为劲敌,蕃兵大半西御大食,故鲜为边患,其力不足也”,故唐欲联手大食拉紧绞索。

神道碑隐瞒了什么

杨良瑶出使大食,就是要去联手,他没走陆路,因为陆路上可能会遭遇吐蕃,所以走海路,如《神道碑》所言,“届乎南海,舍陆登舟”,“南海”,也就是广州,荣文指出,天宝年间,广州曾一度改为“南海郡”,后虽复为广州,但“南海”仍是广州别名。

杨良瑶一行,从广州出发,走海路,往巴格达去,那是黑衣大食的首都,在阿拉伯世界里,被人称作“中国国王的礼物”,也许城里充满了中国皇帝赏赐的礼物?

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里,记录了从广州到缚达——巴格达的航路,写法同《汉书·地理志》相似,但所载海域扩了不少,汉唐之分,若以印度半岛东部沿海为一条分界线,那么此线以东,乃汉人曾经海域。以西,从印度河到幼发拉底河,中间海茫茫那一片,汉人未知,由唐人新启。唐以前,国人海通,以下南洋为主,唐以后,开始下西洋。

所以,有人就说杨良瑶是“中国下西洋的第一人”,比郑和下西洋早了600多年。写《神道碑》的写手不能不吹,不管为了什么,既然树碑立传,按惯例,那就得吹,吹喇叭,抬轿子,那才符合碑文体式。至于我们读《神道碑》,那就别跟着往下吹,尤其是将碑文当作史料来读时,首先,就要做一番去伪存真的考索,从歌功颂德里走出来。

碑文中,涉及出使大食那一段,一上来,就一通吹:“昔使绝域,西汉难其选;今通区外,皇上思其人;比才类能,非公莫可。”吹得大唐满朝已无地自容了。

接下来,“赐绯鱼袋,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,备判官、内傔,受国信、诏书”,那“绯鱼袋”又是个什么东西?《事物纪原》溯源“鱼袋”制度出于三代时期,曹魏时,曾改为龟形,唐高宗恢复鱼形,用丝袋盛鱼符,其制为“三品以上,其饰金,五品以上,其饰银”,“赐紫则给金鱼,赐绯则给银鱼”,作为官员出入宫门的凭证。武皇起,以其姓武,自命玄武,又改回龟形。其后唐复辟,又回到鱼形。由此可知,杨良瑶为五品以上宦官。

宦官出使,在国内习以为常,出国就非同寻常了,我们不妨先问一下,此次使命,那“充聘国使”的主使是谁?是杨良瑶,还是另有其人?他是被“赐绯”的,还有没有被“赐紫”的?若牵涉到国家结盟,一个“赐绯”的宦官够格吗?“赐绯”二字,也许别有暗示,它偷偷地告诉我们,那“充聘国使”的应该另有他人,杨良瑶有可能是此次外交的监察使。

那主使是谁?没人认领,这么重要的外交活动,到头来却偃旗息鼓,无人提起,这到底为何?盖因天朝上国,聘使海外,礼下于人,必有所求,其于个人,或称有功,其于国家,却无脸面,煌煌大唐,何等威仪,天下归心,所向无敌,今有求于夷,乞师于宿敌,其事虽可行,但话头别提,故此一重大事件,未见于唐史,仅见于宦官神道碑。

碑文中,还有一蹊跷,竟然出现了“公讳良瑶,字良瑶”,一个人的名和字完全一致,这很不寻常。德国汉学家萧婷在《唐朝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的历史探究》一文中指出,杨良瑶名与字同,有可能将正式姓名隐藏了起来,其姓名或与国家保密有关。

杨良瑶领了使命,从长安出发,来到广州,面对大海,举行了“剪发祭波,指日誓众”的出海仪式,待到“阳侯敛浪,屏翳调风”——风平浪静时,他便挂帆举棹,放船出海了。下西洋的船,诸如“师子舶”之类的,那就不行了,当时,可供选择的,有波斯船、大食船和唐船,唐船当然是最好的,但大食船最方便,关键还要看怎么个走法。

很显然,唐朝不能像后来的郑和下西洋那样,组建一个国家船队,浩浩荡荡,耀武扬威地去,若有这可能,大唐也就不会飘洋过海去搞什么外交了,如果不能带着天朝上国的体面去,那就要保密,将官船与商船混搭,唐船与大食船并用,悄悄地去。

这回是大唐要去朝贡大食了,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,不能大张旗鼓,“播皇风于异俗,被声教于无垠”,这是写在碑文里的漂亮话,用来表示政治正确的,使团追求的目标正相反,要雁过无声,不事张扬,要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,总之,要早去早回。

他们日夜兼程,“黑夜则神灯表路,白昼乃仙兽前驱”,“神灯”,即航标灯,“仙兽”,指海洋动物,如海豚等,难道当时人发明了用海洋动物来导航的导航术?

就这样“星霜再周”,星霜一周为一年,再周,就是两年,往返两年,“经过万国”,从广州出发,下南洋,过中南半岛,途经暹罗湾,沿马来半岛南下,经由苏门答腊岛东南部,抵达爪哇岛,然后,出马六甲海峡,下西洋,横渡孟加拉湾,顺着印度半岛西岸航行,过阿拉伯海,通过霍尔木兹海峡,到达大食国弗剌利河(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),改乘小船,北行至末罗国(今伊拉克巴士拉),再向西北陆行千里,到达终点巴格达。

那巴格达是个什么样子?碑文里一字未提,亦未将它与长安做一下对比,杨良瑶归心似箭,提不起那样的雅致,总之,他如期而归了,碑文里说他“成命不坠”,看来他达到了此行目的,只要看吐蕃此后一天天的烂下去,再无力来侵扰大唐就可知了。

(作者近著《文化的江山》1-6卷,中信出版社)